（一） 一九九五年二月我去过一次香港，参加一个（名字忘了）亚洲非政府组织举办的“研讨会”，参与起草一份名为《亚洲人权宪章》的文件。 那是九三年六月联合国在维也纳开的世界人权大会以后，冷战后的世界，人权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间的话题，也成了很多南方国家，特别是专制国家政府需要努力抵挡“西方”的一个较量场所。于是有新加坡，马来西亚，印度尼西亚，缅甸和越南等一串国家提出的“亚洲价值论”，中国政府则在后面打气撑腰。相应地，欧美各国很愿意看到这些亚洲国家自己的公民社会，NGO或政治反对派在国际论坛上发出普世人权的声音，以反驳那些以”文化相对论“为借口的政治辩护。 香港的这个有天主教背景的”亚洲“组织，主持本次活动的是一个斯里兰卡籍的秘书长，他的“议程”是提出一个既不是西方的“普世价值”，也不从属亚洲那些专制政府的“亚洲人民人权论”。当时那位秘书长自己起草了一个很长的文件，找一些NGO去“讨论”三天是一个形式，然后准备发表出来，建立一个叫做“亚洲人权委员会”的机构。 我之所以被邀请，是因为作为“中国人权”组织的负责人，参加了维也纳大会以后在很多NGO的名单上有了名字，那时中国国内实在也不可能找出任何有“人权工作者”的身份的人。我就从纽约被邀请了。而我去，主要是因为想再去看看六年前那次刻骨铭心的归国之行中的一站－香港，对会议本身既一无所知，也没有什么期待。 研讨会是在九龙山脚一个封闭的天主教会的大房子里面，每天就是十几个人环着一张很大的会议桌，逐条讨论“宪章”的内容，我英文不够好，对讨论文件也不感兴趣。而且觉得这个处处强调“亚洲的正义与尊严”的文件不伦不类，所谓“亚洲人民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”这种说法也有点扯淡。因为人权是一个联合国宪章下面制定的文件，已经拥有了起码的道义合法性，“亚洲人民”却是一个会议组织者自己给自己冠的称号。 我看看自己，绿色工装布的衬衫摆子搭在外面，长头发披到肩膀，脏兮兮的球鞋，怎么看也不象是代表了“中国人民”，我在纽约的组织，只可以说是由一些中国人建立的，关注中国的，倡导国际人权标准的一个声音。（当时连我在内只有四个带薪的。）再看看旁边坐的这些与会者，不管是妇女的，劳工的，基督教的，教育的，南亚的，东南亚的，香港的，还有原住民的, 各自可以说是表达某种声音的非政府组织，但怎么也轮不上由这些人为“亚洲人民”起草一个和联合国人权宣言不一样的人权章程。 其实，除了秘书长先生对这个“宪章”的发表以及他希望建立的“委员会”有兴趣，我实在看不出整个活动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。我坐在会议桌靠门也是离主席（秘书长）最远的一角，一边用默数等差数列的方式倒时差，偶尔举手说几句话，心里却左顾右盼，关心起这个教堂的建筑和这个教会的历史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