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大学的弟弟从国内捎来一盘磁带，崔健的新专辑《解决》。 封面是这位中国摇滚歌手的黑白照片和一颗红五角星。五角星并不是单纯的鲜红色，上面叠印着万里长城、农田、五分硬币、外汇券、吉它、计划生育宣传画、手枪、女人身体的某个部位和一大团血乎乎的鲜花。 小号铅字密密地印着歌词。“解决”，“一块红布”，“这儿的空间”，“寂寞就像一团烈火”…有新歌，也有老歌。 崔健的歌词是出色的。“突然来了一个机会，空空的没有目的／就像当初姑娘生了我们，我们没有说愿意／机会到底是什么，一时还不大清楚／可行动已经是雷厉风行，而且严肃…啊，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欲望／啊，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力量”〔投机分子〕；“我没穿着衣裳也没穿着鞋／却感觉不出西北风的强和烈／我不知道我是走着还是跑着／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…给我点儿刺激，大夫老爷／给我点儿爱情，我的护士姐姐／快让我哭，快让我笑／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”〔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〕；还有“打不开天，打不开地／自由不过不是监狱／钱就是钱，利就是利／你我不过不是奴隶”〔这儿的空间〕… 读着这些词，耳边已响起重金属乐队的轰响，崔健机枪扫射般端着吉它，对着黑压压的观众：“在西方，人们曾说摇滚乐是洪水猛兽；叫我说，今天的摇滚乐是像一把刀子，插在中国的大地上！” 突然，我的目光在纸上久久地停住了。 我看见了那支歌。 “最后一枪　５’１７” 曲：崔健　词：王贵／崔健” 下面是空白。在本应印有歌词的地方，没有密密的小号铅字，只有整整齐齐的一片空白。 我站起身，把磁带放入录音机，一直快进到最后的那支歌，狠狠按下放音键，把音量拧到最大。磁带沙沙，沙沙地转动着。 …… 我眼前，是北京工人体育场八万狂热的观众。歌手唱完了最后一曲“从头再来”，飓风般的口哨、跺脚声、尖叫和掌声，还有挥舞不息的旗帜、横幅、床单、头巾和鲜花。 “最－后－一枪！最－后－一枪！最－后－一枪！……” 演出已经结束，歌手和乐队已经走进后台，武装警察开始在驱赶人群。没有一个人离去，八万人的掌声，跺脚和呼唤越来越整齐，越来越响亮，越来越高昂。 “最－后－一枪！最－后－一枪！最－后－一枪！最－后－一枪！……” 不知过了多久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歌手默默地回到体育场中央。他低着头，那支闪亮的电吉它，斜挎在他有些褪色的绿军装上。 吉他手肃立，贝司手肃立，俊秀的键盘手几乎无法察觉地触响一个和弦，清晰如遥远的高山之巅，冰川低落的流水。 声浪更强地拍击。 “最－后－一枪！最－后－一枪！最－后－一枪！最－后－一枪！最－后－一枪！……” […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