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塔西佗和马基雅维里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专制时代，他们的生活态度也不相同。马基雅维里是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时代的“行动者”，无论如何，他都还想要有所作为。但是，塔西佗是一个罗马帝国的“失败者”，他并不相信有任何个人作为的可能，他关注的是如何在既成事实的罗马帝制下安身立命。”

“塔西佗没能让我们看到专制统治下能有什么出路，但他让我们看到这种统治与人性、德行和命运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。塔西佗将个人造孽与帝国罪恶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，他对人性不抱多大的乐观，因为他从历史看到，罗马的堕落除了天下太平和生活安逸之外，还源于人天生的“怯懦”，而且“尽丧元气很容易，而恢复元气的效验却很迟缓”。堕落使人在道德上变得无精打采，“无精打彩这种现象本身就含有一种神秘的魅力，所以，我们虽然起初憎恶死气沉沉，久而久之，我们却会对它恋恋不舍了”。（《阿古利可拉传》，3）。”